第一百七十七章最高军衔之无间道(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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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1940年初,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,决心推出汪精卫,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。“建国”的人选、组织、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,只等“黄道吉日”,粉墨登场。1月16日,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,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,否则汪记新“国民政府”一成立,蒋某人就没有位子,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。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,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,汪精卫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粉墨登场了。
粉墨登场,伪“国旗”被当作靶子打
3月30日,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,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,在军、警的刺刀“保护”下,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,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:
“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!”
“和平建国万岁!”
上午,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,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。汪精卫和新的“中央政府”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,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,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。
车队驶入“国民政府”院内,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。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《还都宣言》。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,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,汪精卫的新“中央政府”,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,还把“南京政府”所有的机构名称,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,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“南京政府”主席的“乌纱帽”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,汪精卫自己只屈居“主席”之下的行政院长(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)。
正当“还都”闹剧演到高潮时,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。随着枪响,“国旗”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,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,“国旗”颓然倒下。正在游行的人们,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,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,这才瞠目结舌,四处逃窜。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,举起枪,指着“国旗”破口大骂。
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“国旗”的报告后,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“国民政府”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。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:按照事先协定,“国旗”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,上书“和平建国”或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字样,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,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,因此,引起皇军的愤慨。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,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,动摇皇军军心。因此,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“国旗”,换上有区别标志的“国旗”。汪精卫无法“独立”行事,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“国旗”。转眼之间,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“国旗”来。
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: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?要不,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。
(二)
这一天,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“国民政府还都南京”的消息和汪精卫的《还都宣言》,气得七窍生烟,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,向全世界广播,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:“立即由全国军、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,依法惩办,以肃纪纲。”接着,蒋介石又下令,悬赏十万大洋,缉取汪精卫的人头。
这一天,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“黄道吉日”,而日本人的子弹、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,加上给死人招魂的“国旗”,却使得这个“黄道吉日”充满了殡丧的气氛。
利令智昏,“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”
其实,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,内部错综复杂,明争暗斗一直不断。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: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,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。为此,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,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“正式”的卖国条约。
在多次与日谈判中,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,但是,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,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。因此,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。在汪伪政权中,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“折冲尊俎”的“大外交家”。
汪伪政权的各院、部、委、会的汉奸要员,都是周佛海笔下“十分钟内敲定”。周佛海曾无耻地说:“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。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,完全是余一人发起,以后亦以余为中心。”
对于周佛海“揽权位,置私人”,汪精卫不是不知道,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?周有日本人撑腰,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,让他一手操办。在形式上,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,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、金融、财政、军事、物资和特务大权,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、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,因而,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,被人称为“汪记政府”的股肱和象征。
周佛海的飞扬跋扈,攘权奸狡,自然令人仇视。汪伪政权刚成立,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。首先是和以林柏生、陈春圃、褚民谊为首的“公馆派”较劲,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,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。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,靠日本主子撑腰,始终大权在握。
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“生死相关、患难相随”,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,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,易于冲动,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,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。
荒唐透顶,“汪伪,伪满”要“建交”
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,日本政府在“中日亲善”的幌子下,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,率军、政、宪、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,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“还都南京”大典,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“中日条约”,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“满洲国”,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,为“大东亚和平新秩序”打好基础。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,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“特使”,赴“满洲国”觐见傀儡皇帝溥仪。
说是汪伪“特使”,不如说是“二日本”的特使。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,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,访问程序,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,警卫、翻译、记者、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,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。徐良到了新京(长春)首先不是觐见“满洲国”皇帝溥仪,而是见溥仪的“太上皇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。
汪伪政权时,任“外交部长”的是褚民谊,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?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。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,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,易于贯彻“中日亲善”政策。尽管如此,日本人还是不放心,会见时,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,双方做什么,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。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,人格丧尽。
(三)
这次访“满”,日本人对徐良的“表现”十分满意,汪精卫自然放了心。为了加深“两国友谊”,徐良很快擢升为“外交部长”,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“大使”。在日本人的操纵下,双方经过一番“外交”活动,很快达成“互派大使”的协议。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“大使”,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“满洲国政府大使”。“两国”“建交”后,伪满提出要在上海、天津设立总领事馆,汪伪不仅赞同,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(沈阳)、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。
所谓的“满洲国”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,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“国中之国”,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,“伪满”和“汪伪”都在中国领土之内,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“大使馆”“领事馆”真是荒唐透顶。
时过不久,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、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。褚一回国,就立即以“外交部长”身份访“满”,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,打得十分火热。很快,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(沈阳)“总领事”,何希韶为驻哈尔滨“总领事”,伪满也在天津、上海同时开馆。
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,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“总领事”后感到无所适从。这里既无侨民可保,又无侨商可护,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。有一次,周逸峰求见汪精卫,请示工作要领。汪精卫说:“如果记者要问你,你可以谈'中满关系',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,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,你还可以说,过去是同胞,现在是同胞,将来也是同胞。”汪精卫做贼心虚,言不及义,周逸峰听了,仍不知所云。
声嘶力竭,“汪先生不行了!”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。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,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,但向谁宣战呢?向美、英宣战,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,拿什么来参战;对蒋介石宣战,又不对,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,中国人打中国人,叫什么宣战?对了,对同盟国宣战,反正空对空,凑凑热闹。汪主意一定,马上命“外交部长”褚民谊到“日本驻华大使馆”磋商。但主子毕竟是主子,奴才究竟是奴才,日本“大使”大骂褚民谊“八嘎,笨猪”。吓得褚掉头就溜。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,其一,担心“南京政府”独立自大、难以控制;其二,毫无军事实力,徒遭世人耻笑,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,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、英对抗;其三,“南京政府”一旦宣战,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。
时过不久,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,日本80%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为了摆脱困境,1942年12月21日,日本御前会议决定: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、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,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,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,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,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“新政权”与“旧中国”的战争。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,交还租界,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。
(四)
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。在日本首相官邸,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:“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,并缔结协定。”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:“愿与日本共存亡,倾其国力,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。”两人最后商定:1943年1月20日,汪精卫政府向美、英等同盟国宣战。
1943年1月6日,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,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,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,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。日方为了让“南京政府”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,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、英等国宣战。
1月9日,南京“主席”府官邸,汪精卫戎装裹身,佩着特级上将军衔,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、英的《宣战公告》:“自今日起,对美、英处于战争状态,当悉其全力,与友邦协力,进行大东亚圣战。”可能长期重病缠身,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,汪精卫《宣战公告》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,脚打哆。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,忙对陈公博说:“汪先生不行了,怎么办?”陈公博说:“再坚持一下,汪主席快(念)完了。”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,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,第二天,《对美、英宣战,汪先生肯定不行》、《内外交困,汪主席快完了》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。
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、上海的工作任务后,很高兴。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,因为他与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,而且对他个人来说,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。朋友们都知道,他最爱吃喝玩乐。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、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,他自己也很愿意。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。唐生智认为: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,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,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,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。这置他自己于何地?所以他极力反对,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。唐生明说,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,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,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。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,戴笠便亲自拜访他,结果并不理想。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,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。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,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,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,私情还不错。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,更气愤异常,指着唐生明说:“你不顾一切,只图自己享乐,还想把我也搭进去。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,我如何自圆其说?你要去你就去吧!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,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。”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、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,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。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,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,所以,戴笠改派了他人。当时,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。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,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。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,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,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。
1942年的冬天,国民党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,被汪伪76号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所破获,这次军统局损失不小,不仅大小潜伏特务被抓大部,连所谓的特区区长陈恭澍也被在抓获。当时,李士群和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所谓“清乡”工作。得到报告后,李士群立即赶回上海去处理相关事宜。结果在清查起获的国民党特区的档案中,有很多密电稿,也包括夏如凤所遗留的密电稿,只不过让她断了线,已无作用。
其中的一个密电稿,让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如获至宝。此电报稿的内容是向重庆当局建议: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,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,僻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,日军立即把这个地区封锁起来,挨门逐户搜捕可疑人员,成千人受牵累,几十人被杀,使居民产生极大的反感,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,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,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。
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对这份密电稿非常重视,因为当时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人员正热衷于搞这些动作,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,功劳不小,也得到了重庆方面的重视,可以以此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,至于沦陷区的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。
经过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仔细对密电稿的研究,他们认定这绝不是上海军统潜伏特务的口气,再看密电稿上的那一笔并不齐整的笔迹,和唐生明的笔迹到差不多。
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,包括李士群便肯定这封密电是唐生明所命拍发的。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,可以让军统不再常在沦陷区里去暗杀日军官兵,为他们减少不少麻烦。连几个日本鬼子的顾问,看到此内容后也十分高兴。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的做法,既然和重庆当局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络,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,或多少透露点口风给他们这些所谓的朋友们。他们知道即使唐生明被发觉后,肯定会一个劲地矢口否认,所以李士群也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唐生明。
于是,李士群便通知在苏州的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,一同连夜到上海来,说有要事面商。这时唐生明已经听说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破获了,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携妻子徐来回到上海。
他们乘火车一到上海,便看到李士群手下的一位姓傅的杀人魔王在火车站等候着他们。唐生明本想乘自己的汽车,先送妻子徐来回家后,再去见李。但姓傅的板着面孔坚决额不同意,一定要唐生明夫妇乘他的车,直接去76号魔窟。到了76号后,唐生明夫妇俩就被直接送进了李士群的办公室。
唐生明夫妇俩一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,就看见李士群正在审问住在他们家的张素贞。
当时唐生明和军统的接头联系,是利用开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,唐生明夫妇俩目标太大,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。军统组织被破获,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不可避免地被圈了进去。
(一)
1940年初,日本内阁为了抵消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,决心推出汪精卫,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。“建国”的人选、组织、机构肯定都按照日本人的旨意策划好了,只等“黄道吉日”,粉墨登场。1月16日,汪精卫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,威逼蒋介石赶快向日本人投降,否则汪记新“国民政府”一成立,蒋某人就没有位子,重庆国民政府就被取代了。蒋介石对汪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,于是在日本人精心导演下,汪精卫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粉墨登场了。
粉墨登场,伪“国旗”被当作靶子打
3月30日,南京城各高大建筑物突然挂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,各主要街道一群又一群的游行队伍,在军、警的刺刀“保护”下,喊着和平建国的口号穿城而过,大街小巷横空扯起一幅幅大字标语:
“热烈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!”
“和平建国万岁!”
上午,一长溜大小汽车越过铁路,行驶在南京城中央的大道上。汪精卫和新的“中央政府”各院部及各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伫立在车上,频频地向周边的人群招手,好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。
车队驶入“国民政府”院内,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。汪精卫身着礼服站在麦克风前精神抖擞地宣读《还都宣言》。为了混淆海内外视听,更好地取代重庆国民政府,汪精卫的新“中央政府”,除名称上照搬重庆政府外,还把“南京政府”所有的机构名称,一律照搬重庆政府的模样儿,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“南京政府”主席的“乌纱帽”硬戴在时任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头上,汪精卫自己只屈居“主席”之下的行政院长(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职)。
正当“还都”闹剧演到高潮时,鼓楼和市中心新街口等处响起一阵阵枪声。随着枪响,“国旗”上顿时出现若干枪眼儿,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枪手击中,“国旗”颓然倒下。正在游行的人们,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庆祝,当那枪子儿呜呜地怪叫着从头顶上飞过时,这才瞠目结舌,四处逃窜。只见一群群日本大兵,举起枪,指着“国旗”破口大骂。
汪精卫得悉日本兵枪击“国旗”的报告后,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“国民政府”前往日军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交涉。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沉着脸回答:按照事先协定,“国旗”上方必须加一块三角形杏黄色布片,上书“和平建国”或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字样,以区别于重庆政府国旗,而你们没有按协定办,因此,引起皇军的愤慨。如果派遣军听任把没有区别的重庆政府国旗飘扬在南京上空,势必影响大日本皇军的士气,动摇皇军军心。因此,你们必须立即取下现在的“国旗”,换上有区别标志的“国旗”。汪精卫无法“独立”行事,只得下令换上有区别的“国旗”。转眼之间,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飘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黄布片的“国旗”来。
一位进城卖菜的老农好像恍然大悟:今天怎么死了这么多大官?要不,每面青天白日旗上面怎么会有招魂的幡。
(二)
这一天,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到“国民政府还都南京”的消息和汪精卫的《还都宣言》,气得七窍生烟,当即下令中央电台开大功率,向全世界广播,重申1939年6月8日重庆政府发出的对汪精卫等人的通缉令:“立即由全国军、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,依法惩办,以肃纪纲。”接着,蒋介石又下令,悬赏十万大洋,缉取汪精卫的人头。
这一天,本来是汪精卫登台的“黄道吉日”,而日本人的子弹、蒋介石的悬赏取人头,加上给死人招魂的“国旗”,却使得这个“黄道吉日”充满了殡丧的气氛。
利令智昏,“十分钟内敲定内阁大员”
其实,汪伪政府本是乌合之众,内部错综复杂,明争暗斗一直不断。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:汪精卫必须接受日本的全部条件,汪伪政府才准予承认。为此,周佛海作为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全权交涉大员,先后两次与日本军国政府签定秘密的或“正式”的卖国条约。
在多次与日谈判中,汪方有些交涉员对于日方的苛刻条件还拒不接受,但是,凡正式会谈中不能达成协议的条款,都由日方代表和周佛海通过非正式谈判而达成妥协。因此,周佛海深得日本军方的宠信。在汪伪政权中,周佛海始终是汪精卫与日本人“折冲尊俎”的“大外交家”。
汪伪政权的各院、部、委、会的汉奸要员,都是周佛海笔下“十分钟内敲定”。周佛海曾无耻地说:“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。国民政府还都南京,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在石头城畔,完全是余一人发起,以后亦以余为中心。”
对于周佛海“揽权位,置私人”,汪精卫不是不知道,但知道又有什么用呢?周有日本人撑腰,也只好将人事大权交给他,让他一手操办。在形式上,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,但是周始终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外交、金融、财政、军事、物资和特务大权,还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、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,因而,周是一个握有实权的大汉奸,被人称为“汪记政府”的股肱和象征。
周佛海的飞扬跋扈,攘权奸狡,自然令人仇视。汪伪政权刚成立,周与其他汉奸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了。首先是和以林柏生、陈春圃、褚民谊为首的“公馆派”较劲,尔后又与李士群较劲,最后发展到与陈公博较劲。狡猾的周佛海在这盘根错节的斗争中,靠日本主子撑腰,始终大权在握。
尽管周佛海口口声声表示要与汪精卫“生死相关、患难相随”,但汪精卫以多病之躯,加以建立伪政权后百不如意,易于冲动,一经左右挑拨就不能自制,因而与周佛海之间时有冲突。
荒唐透顶,“汪伪,伪满”要“建交”
就在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之时,日本政府在“中日亲善”的幌子下,特派阿部首相为大使,率军、政、宪、特机关重要官员一行来华,名义上是参加汪伪政权的“还都南京”大典,实际上是迫不及待地与汪伪政权签定“中日条约”,督促汪伪当局尽快承认伪“满洲国”,并与其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,为“大东亚和平新秩序”打好基础。卖国求荣的汪精卫在日本人指挥下言听计从,很快派出伪外交部次长徐良一行六人为“特使”,赴“满洲国”觐见傀儡皇帝溥仪。
说是汪伪“特使”,不如说是“二日本”的特使。徐良一行所乘的飞机是日本派的,下榻宾馆是日本安排的,访问程序,双方出席人员都是日本人敲定的,警卫、翻译、记者、服务人员都是日本精心挑选的,就连徐良的发言稿也是日本人起草的。徐良到了新京(长春)首先不是觐见“满洲国”皇帝溥仪,而是见溥仪的“太上皇”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。
汪伪政权时,任“外交部长”的是褚民谊,但为什么要派徐良去呢?这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安排。徐良曾当过溥仪的英文老师,凭着这层关系便于沟通,易于贯彻“中日亲善”政策。尽管如此,日本人还是不放心,会见时,双方都由日本人陪同,双方做什么,说什么一切按日本人的眼色办。这些民族败类真是国格丧尽,人格丧尽。
(三)
这次访“满”,日本人对徐良的“表现”十分满意,汪精卫自然放了心。为了加深“两国友谊”,徐良很快擢升为“外交部长”,褚民谊则调到日本担任“大使”。在日本人的操纵下,双方经过一番“外交”活动,很快达成“互派大使”的协议。伪满洲国派荣寰为第一任驻汪伪政府“大使”,汪伪则派陈成济为第一任驻“满洲国政府大使”。“两国”“建交”后,伪满提出要在上海、天津设立总领事馆,汪伪不仅赞同,同时提出对等在奉天(沈阳)、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。
所谓的“满洲国”乃是我国东三省领土,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而建立的“国中之国”,豢养着一批民族败类,“伪满”和“汪伪”都在中国领土之内,而在自己国内设立什么“大使馆”“领事馆”真是荒唐透顶。
时过不久,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汪精卫突然把褚民谊、徐良又作了一次对调。褚一回国,就立即以“外交部长”身份访“满”,两个汉奸政权在日本指使下眉来眼去,打得十分火热。很快,汪伪当局派周逸峰为驻奉天(沈阳)“总领事”,何希韶为驻哈尔滨“总领事”,伪满也在天津、上海同时开馆。
周逸峰曾在北洋政府干过外交工作,担任这个不伦不类的“总领事”后感到无所适从。这里既无侨民可保,又无侨商可护,更没有涉外案件可办。有一次,周逸峰求见汪精卫,请示工作要领。汪精卫说:“如果记者要问你,你可以谈'中满关系',千万不要谈侨民问题,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条文,你还可以说,过去是同胞,现在是同胞,将来也是同胞。”汪精卫做贼心虚,言不及义,周逸峰听了,仍不知所云。
声嘶力竭,“汪先生不行了!”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。汪精卫认为这是向主子表功的时刻到了,也想提出宣战来凑凑热闹,但向谁宣战呢?向美、英宣战,自己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,拿什么来参战;对蒋介石宣战,又不对,重庆政府也是中国政府,中国人打中国人,叫什么宣战?对了,对同盟国宣战,反正空对空,凑凑热闹。汪主意一定,马上命“外交部长”褚民谊到“日本驻华大使馆”磋商。但主子毕竟是主子,奴才究竟是奴才,日本“大使”大骂褚民谊“八嘎,笨猪”。吓得褚掉头就溜。日本方面阻止汪伪政权宣战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,其一,担心“南京政府”独立自大、难以控制;其二,毫无军事实力,徒遭世人耻笑,同时会让同盟国认为日本军力虚弱,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推上阵来与美、英对抗;其三,“南京政府”一旦宣战,一定会更加失去中国人的民心。
时过不久,日军在太平洋战事连连失利,日本80%军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。为了摆脱困境,1942年12月21日,日本御前会议决定:针对中国重庆政府已被美、英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,日本方面应大力树立汪伪政府,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,以达到南京汪伪政府对抗重庆国民政府,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“新政权”与“旧中国”的战争。其总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治外法权,交还租界,最后达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。
(四)
汪精卫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邀请抵达东京。在日本首相官邸,东条英机向汪精卫表示:“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,并缔结协定。”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:“愿与日本共存亡,倾其国力,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圣战。”两人最后商定:1943年1月20日,汪精卫政府向美、英等同盟国宣战。
1943年1月6日,日本军方侦听到美方绝密7号电报,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,已由中美双方另署条约,最近经参议院审议生效。日方为了让“南京政府”的宣战行动达到最佳效果,决定提早让汪伪政府对美、英等国宣战。
1月9日,南京“主席”府官邸,汪精卫戎装裹身,佩着特级上将军衔,声嘶力竭地在麦克风前发表对美、英的《宣战公告》:“自今日起,对美、英处于战争状态,当悉其全力,与友邦协力,进行大东亚圣战。”可能长期重病缠身,也可能前方战事极为不利,汪精卫《宣战公告》只念了一半就头冒冷汗,脚打哆。汪精卫老婆陈璧君一看情况不对,忙对陈公博说:“汪先生不行了,怎么办?”陈公博说:“再坚持一下,汪主席快(念)完了。”当时与会的各位大员没有感到什么,可细心的记者却捕到这一新闻信息,第二天,《对美、英宣战,汪先生肯定不行》、《内外交困,汪主席快完了》的醒目标题出现南京各报端。
唐生明在蒋介石亲自接见当面指示他去南京、上海的工作任务后,很高兴。因为这一特殊任务当时真是只有他能顺利完成,因为他与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曾经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,而且对他个人来说,生活上的享受远比后方要舒适得多。朋友们都知道,他最爱吃喝玩乐。若说是受不了重庆的苦而去上海、南京是会有人相信的,他自己也很愿意。但他的大哥唐生智却很反感。唐生智认为:自己是坚决抗日的将领,如果自己的弟弟去投敌,别人不知道他是奉派接受了特殊任务,还以为自己会同意弟弟去当汉奸。这置他自己于何地?所以他极力反对,两兄弟为此几乎吵了起来。唐生明说,他一向是尊重大哥意见的,这次却没有听从他的劝告,而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。为了劝说唐生智不要阻拦唐生明去南京,戴笠便亲自拜访他,结果并不理想。戴只好请蒋介石给唐生智去了一个电话,唐生智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。临行前唐生明去辞行,并恳求他写一封信给汪精卫,因过去唐与汪常有往来,私情还不错。唐生智一听要他写信给汪,更气愤异常,指着唐生明说:“你不顾一切,只图自己享乐,还想把我也搭进去。别人如果拿我写给汪的信攻击我,我如何自圆其说?你要去你就去吧!你见到汪精卫也不准提到我,我决不会再和他往来。”唐生明离开重庆飞桂林与徐来、张素贞一道前往香港时,只有我和军统局的人事主任李肖白去机场送他。我后来没有跟他去沦陷区,是因为南京方面已知道我要去的消息,所以,戴笠改派了他人。当时,唐生智生气没有去送行。戴笠则怕目标太大不便去,所以他走时显得很冷落。但在机场还是遇到几个熟人,他只说是去桂林准备回湖南,所以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去南京。
1942年的冬天,国民党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区组织,被汪伪76号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所破获,这次军统局损失不小,不仅大小潜伏特务被抓大部,连所谓的特区区长陈恭澍也被在抓获。当时,李士群和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所谓“清乡”工作。得到报告后,李士群立即赶回上海去处理相关事宜。结果在清查起获的国民党特区的档案中,有很多密电稿,也包括夏如凤所遗留的密电稿,只不过让她断了线,已无作用。
其中的一个密电稿,让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如获至宝。此电报稿的内容是向重庆当局建议: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,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,僻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,日军立即把这个地区封锁起来,挨门逐户搜捕可疑人员,成千人受牵累,几十人被杀,使居民产生极大的反感,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,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,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。
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对这份密电稿非常重视,因为当时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人员正热衷于搞这些动作,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,功劳不小,也得到了重庆方面的重视,可以以此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,至于沦陷区的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。
经过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仔细对密电稿的研究,他们认定这绝不是上海军统潜伏特务的口气,再看密电稿上的那一笔并不齐整的笔迹,和唐生明的笔迹到差不多。
日本鬼子和汪伪政府的有关人员,包括李士群便肯定这封密电是唐生明所命拍发的。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,可以让军统不再常在沦陷区里去暗杀日军官兵,为他们减少不少麻烦。连几个日本鬼子的顾问,看到此内容后也十分高兴。但他们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的做法,既然和重庆当局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络,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,或多少透露点口风给他们这些所谓的朋友们。他们知道即使唐生明被发觉后,肯定会一个劲地矢口否认,所以李士群也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唐生明。
于是,李士群便通知在苏州的唐生明和他的妻子徐来,一同连夜到上海来,说有要事面商。这时唐生明已经听说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破获了,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携妻子徐来回到上海。
他们乘火车一到上海,便看到李士群手下的一位姓傅的杀人魔王在火车站等候着他们。唐生明本想乘自己的汽车,先送妻子徐来回家后,再去见李。但姓傅的板着面孔坚决额不同意,一定要唐生明夫妇乘他的车,直接去76号魔窟。到了76号后,唐生明夫妇俩就被直接送进了李士群的办公室。
唐生明夫妇俩一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,就看见李士群正在审问住在他们家的张素贞。
当时唐生明和军统的接头联系,是利用开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,唐生明夫妇俩目标太大,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。军统组织被破获,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不可避免地被圈了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