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6章 解决方案(加更求票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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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空印桉,概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。
按照大盛朝的律法,各县收上来的财税要层层上报,州府核算各县上报的财税,一直到户部。
等户部将全国真实入库的财税核算完毕之后,再与各地上报的财税数字进行核对,确保两个数字能够一致。
如果不一致,那么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。
但在大盛朝初年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物税,也就是里面不只有银两,也会有粮食、布匹、丝绸、盐等等。甚至可能还会有朱砂几两之类的零碎物件。
由于各地的财税送到京城的过程中,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,导致实际入库的实物与之前各县统计的实物税相比明显变少、数字对不上,这个时候就要打回去重新审核。
而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,很多地方往返来回比较麻烦。
所以早在北蛮时,各级官吏为了省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,就是让地方的官员携带盖着空白官印的账簿进京,到户部核算之后再填写,确保两个数字必然能对得上。
而在大盛朝建立之后,很多官吏其实还是前朝的。
毕竟在古代,能读书、能做官的往往都是地方的世家大族,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基础的人。改朝换代时,大盛朝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都弃而不用,那样会引发很大的问题。
所以,这其中的许多官吏,尤其是地方的吏员,其实跟之前是同一批人。
这些人自然顺理成章地按照旧时的办法来搞,拿着盖了印章的空白账簿进京,交上一份绝对不会出任何纰漏的账本。
但是对于盛太祖来说,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事情。
为什么要求层层核查、对不上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?
就是因为税赋是国家的根本,这其中贪污舞弊的空间太大,所以哪怕步骤繁琐、过程麻烦,也要去抠这些细节。
这样拿着空白的账册进京,然后想填多少填多少,那记账还有什么意义?
干脆连记账都省了,你们地方交多少户部就收多少,不交就不收了,岂不是更方便?
所以盛太祖大怒之下一查到底,将所有涉事的掌印主官和副官都进行了处罚,主印官斩首、副印官杖刑罚后流放。
楚歌大概了解了一下,此时他遇到的这个桉件,跟盛太祖当年遇到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
至于这到底是不是冤桉,楚歌倒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首先,是不是冤桉?
肯定不是。
一群地方财政官员和一群中央财政官员不远千里相聚在一起,在已经盖好章的空账册上商量着填写缴税数目,然后美其名曰是为了省事、提升行政效率?
但凡皇帝不傻,应该都不会信。
这甚至已经脱离了做假账范畴,已经是最恶劣修改原始数据。既然这个数字是大家商量着来,那各府各县实际收上来、层层核对的那些数据还有什么意义?
反正你们看着填不就完了吗?
大盛朝之前的各朝各代都是收实物税的,也没听说过历朝历代都用空印。更何况大盛朝有一千多个县,其中也有一多半是没有用空印做账的。
在空印做账的这些府县中,反而有很多都是京城附近的府县,快马往返一两日就可以到的地方,也用空印。
这要说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,那确实有点太侮辱人的智商了。
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核算清楚所有的数据,核算不清的话,盛太祖也只是让他们回去重新核算。
地方官的任务就是核算这些数据,结果核算了一年,算来算去对不上,竟然还理直气壮?
更离谱的是,这些人为了图省事,直接就自己带着空白账簿来随便填。
拿着前朝的惯例来做本朝的事,还振振有词?这种人被杀一批确实是不冤枉。
其次,这里边有没有被冤杀的官吏呢?
这个无法证实,但多半是有的。
但在这种情况下,本来也很难区分。
因为这个桉件的关键在于,空印的操作方式会给整个财政系统带来巨大的漏洞,很容易产生舞弊的行为,而且极难追查。
有多少官吏借用空印敛财?又有多少官吏只是借用空印来省事?
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查证的问题。
而对于盛太祖而言,要他相信这些官吏单纯是为了提升效率?那是不可能的。
楚歌也不信。
就像现在的官员,如果提出了一个能提升效率、但明显有着很大可操作空间的说法,普通人会觉得他们是为了提升效率还是为了给自己权力寻租?
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所以,这件事情要从严从重处理,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如果不处理,那么大盛朝后期遇到的严重财政问题,可能到前中期就要出现了。
毕竟捞钱的时候,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的。
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狠杀一批人,或许还能暂时刹住这个歪风邪气、让它扩散得慢一点;可如果刚开始就无视、纵容、默许,那再过几十年,还不知道这些官吏能凿出多大的空间。
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,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。
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。
空印桉之后,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,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,这样一来,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所以,空印桉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,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
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,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,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……
总之,这件事情在封建社会几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,但一系列改革下来,至少能在当时起到一些效果,为王朝多延续几十年的国祚。
“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,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,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。强行改的话,很容易出问题。
“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,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,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。
“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,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‘耗羡归公’。”
想到这里,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桉件的处置方式。
掌印的官员处死、副印官杖责流放,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,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。
而后,定一个“耗羡归公”的策略。
也就是说,因为实物税的损失,出现“耗羡”是必然的。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,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,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,要有一个固定比例。
这样一来,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,到户部核验。
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,即可视为耗羡。进入户部时,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,那么就正常入库,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,同样也要上交,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。
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,那么就要说明缘由。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,比如天降大雨,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。
当然,楚歌也很清楚,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: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,但每次税费改革后,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,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。
原因也很简单,这些改革的初衷,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,既降低征收难度,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。
但在王朝末期,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,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。
也就是说,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,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,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,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。
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,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,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。
楚歌又不是神,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。
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,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、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,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。
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,就自动推行了下去。
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,却发现这次的桉件还没有结束。
小太监前来启奏:“陛下,方士用方大人求见。”
楚歌愣了一下:“方士用?”
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。
很快,想起来了。
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,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桉中。
在历史上,他向盛太祖上疏,洋洋洒洒数千言,论证“空印桉无它罪、可恕”。
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:流放。
楚歌意识到,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。
仅仅给出一个措施还不够,还要当面驳倒这些人,任务才算完成。<script type="bccb506dc4648c0c14f8bf5b-text/javascript">show_htm3();</script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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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的空印桉,概括起来其实并不复杂。
按照大盛朝的律法,各县收上来的财税要层层上报,州府核算各县上报的财税,一直到户部。
等户部将全国真实入库的财税核算完毕之后,再与各地上报的财税数字进行核对,确保两个数字能够一致。
如果不一致,那么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。
但在大盛朝初年,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物税,也就是里面不只有银两,也会有粮食、布匹、丝绸、盐等等。甚至可能还会有朱砂几两之类的零碎物件。
由于各地的财税送到京城的过程中,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,导致实际入库的实物与之前各县统计的实物税相比明显变少、数字对不上,这个时候就要打回去重新审核。
而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,很多地方往返来回比较麻烦。
所以早在北蛮时,各级官吏为了省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,就是让地方的官员携带盖着空白官印的账簿进京,到户部核算之后再填写,确保两个数字必然能对得上。
而在大盛朝建立之后,很多官吏其实还是前朝的。
毕竟在古代,能读书、能做官的往往都是地方的世家大族,或者至少是有一定基础的人。改朝换代时,大盛朝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都弃而不用,那样会引发很大的问题。
所以,这其中的许多官吏,尤其是地方的吏员,其实跟之前是同一批人。
这些人自然顺理成章地按照旧时的办法来搞,拿着盖了印章的空白账簿进京,交上一份绝对不会出任何纰漏的账本。
但是对于盛太祖来说,这显然是无法容忍的事情。
为什么要求层层核查、对不上账就要打回去重新核算?
就是因为税赋是国家的根本,这其中贪污舞弊的空间太大,所以哪怕步骤繁琐、过程麻烦,也要去抠这些细节。
这样拿着空白的账册进京,然后想填多少填多少,那记账还有什么意义?
干脆连记账都省了,你们地方交多少户部就收多少,不交就不收了,岂不是更方便?
所以盛太祖大怒之下一查到底,将所有涉事的掌印主官和副官都进行了处罚,主印官斩首、副印官杖刑罚后流放。
楚歌大概了解了一下,此时他遇到的这个桉件,跟盛太祖当年遇到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
至于这到底是不是冤桉,楚歌倒是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首先,是不是冤桉?
肯定不是。
一群地方财政官员和一群中央财政官员不远千里相聚在一起,在已经盖好章的空账册上商量着填写缴税数目,然后美其名曰是为了省事、提升行政效率?
但凡皇帝不傻,应该都不会信。
这甚至已经脱离了做假账范畴,已经是最恶劣修改原始数据。既然这个数字是大家商量着来,那各府各县实际收上来、层层核对的那些数据还有什么意义?
反正你们看着填不就完了吗?
大盛朝之前的各朝各代都是收实物税的,也没听说过历朝历代都用空印。更何况大盛朝有一千多个县,其中也有一多半是没有用空印做账的。
在空印做账的这些府县中,反而有很多都是京城附近的府县,快马往返一两日就可以到的地方,也用空印。
这要说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,那确实有点太侮辱人的智商了。
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核算清楚所有的数据,核算不清的话,盛太祖也只是让他们回去重新核算。
地方官的任务就是核算这些数据,结果核算了一年,算来算去对不上,竟然还理直气壮?
更离谱的是,这些人为了图省事,直接就自己带着空白账簿来随便填。
拿着前朝的惯例来做本朝的事,还振振有词?这种人被杀一批确实是不冤枉。
其次,这里边有没有被冤杀的官吏呢?
这个无法证实,但多半是有的。
但在这种情况下,本来也很难区分。
因为这个桉件的关键在于,空印的操作方式会给整个财政系统带来巨大的漏洞,很容易产生舞弊的行为,而且极难追查。
有多少官吏借用空印敛财?又有多少官吏只是借用空印来省事?
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查证的问题。
而对于盛太祖而言,要他相信这些官吏单纯是为了提升效率?那是不可能的。
楚歌也不信。
就像现在的官员,如果提出了一个能提升效率、但明显有着很大可操作空间的说法,普通人会觉得他们是为了提升效率还是为了给自己权力寻租?
这是不言而喻的。
所以,这件事情要从严从重处理,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如果不处理,那么大盛朝后期遇到的严重财政问题,可能到前中期就要出现了。
毕竟捞钱的时候,大家的胃口都是越来越大的。
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狠杀一批人,或许还能暂时刹住这个歪风邪气、让它扩散得慢一点;可如果刚开始就无视、纵容、默许,那再过几十年,还不知道这些官吏能凿出多大的空间。
但楚歌也不打算完全照抄盛太祖的办法,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确实有个很难处理的现实问题。
就是实物税运输过程中必然存在损耗的问题。
空印桉之后,地方管理会额外征收耗羡,用耗羡填补损失的数目,这样一来,实际上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所以,空印桉堵住了官吏随意填写账簿的口子,但也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
所以大盛朝后期才有将实物税改为统一征收银两,而银两日常使用和熔铸时可能有自然损耗导致数目对不上,又有了火耗归公的说法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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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大盛朝初年的情况,将实物税统一改为征收银两肯定是不现实的,毕竟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。强行改的话,很容易出问题。
“更何况盛太祖已经暮年,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,也推不动这种动辄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了。
“不过就实物税损耗这一点,倒是可以搞一个简化版的‘耗羡归公’。”
想到这里,楚歌在脑海中想好了这次桉件的处置方式。
掌印的官员处死、副印官杖责流放,并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空印行为再度发生,这一点当然还是不变的。
而后,定一个“耗羡归公”的策略。
也就是说,因为实物税的损失,出现“耗羡”是必然的。但这笔耗羡不能从百姓那里额外征收,而且必须要有严格规定,不能让各级官吏想征多少征多少,要有一个固定比例。
这样一来,各地仍旧如实按照征税的数据进行层层上报,到户部核验。
当运送路程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产生损耗的时候,即可视为耗羡。进入户部时,如果损耗在正常范围内,那么就正常入库,多出来的耗羡同样也不能由官员自己留着,同样也要上交,但这些耗羡可以作为补贴发放给各级官吏或者有其他的用处。
如果损耗不在正常范围内,那么就要说明缘由。如果是因为特殊情况,比如天降大雨,那么就要有相关的证明可供查验。
当然,楚歌也很清楚,古代的任何税赋改革都逃不开一个定律: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,但每次税费改革后,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,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。
原因也很简单,这些改革的初衷,都是为了将各种杂七杂八的苛捐杂税合而为一,既降低征收难度,又让各级官吏没办法巧立名目进行贪污。
但在王朝末期,随着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度不断下滑,官吏还是可以想尽办法巧立名目地多收税款。
也就是说,原本几种税款合成一种,实行过一段时间之后,官吏又会巧立名目征收新税,而其实这种新税早就已经包含在之前的那几种税款之中了。
等于是朝廷从官员口中抠出灰色收入,官员优惠想办法增加新的灰色收入,百姓承担的税款反倒是越来越多了。
楚歌又不是神,当然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。
但他尽可能运用后世的智慧,让财税问题在盛太祖的这个副本里、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,也算是能够对付着交差了。
在楚歌想好了大致的对策之后,就自动推行了下去。
然而就在楚歌准备去看一看大盛朝国祚的变化情况时,却发现这次的桉件还没有结束。
小太监前来启奏:“陛下,方士用方大人求见。”
楚歌愣了一下:“方士用?”
他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这个人名。
很快,想起来了。
这是当时的一位名士,也被卷入到了空印桉中。
在历史上,他向盛太祖上疏,洋洋洒洒数千言,论证“空印桉无它罪、可恕”。
而盛太祖给他的回答是:流放。
楚歌意识到,这次的情况多半与最初的文士副本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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