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4【植树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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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1995年和1996年的上半年,中国企业的口号是“收复失地”。一些成功了,一些失败了,还有一些浑水摸鱼做大了。
三株口服液的吴老板,当初做出的未来五年计划是:“1995年销售额达到16亿—20亿,增长速度为1600%—2000%……1999年以50%的增长速度,争取达到900亿元的销售额。”
乍看是不是像做白日梦?
然而,第一年的计划已经达成,三株口服液去年的销售额确实突破20亿元。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,某名校毕业生非常纠结地考虑:“我现在有两个选择,是该去当副县长呢,还是该去三株公司做地区销售经理?”
不是笑话,是真事儿。
去年底,《财富》杂志首次将所有领域的公司纳入500强评选范围,张总立即非常高调地宣布:“海尔的目标是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。”
此言一出,“收复失地”的口号再次得到升华——我们不光要赢得国内抗战,还要走出亚洲冲向世界,争当世界五百强!
于是,做家电的喊着要进500强,做地产的喊着要进500强,做餐饮的喊着要进五百强,做保健品的喊着要进五百强……进五百强,成了无数中国企业的远期目标。
中央政府和学术界也跟打了鸡血一样,制定出“抓大放小”的策略,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,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,这成了一项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。并且,国家还将挑选海尔、宝钢、长虹等多名种子选手,成为中国企业冲刺世界500强的先头部队。
1996年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激情四射的年份,国家经济腾飞,企业收复失地,然后朝着世界500强的目标迈进。
大宇老总的自传《旷世伟业》,正版盗版都卖脱销了,官员谈“大宇模式”,企业家谈“大宇模式”,媒体也在谈“大宇模式”。无数集团和公司,张开大嘴疯狂并购濒临倒闭的国企,而政府为了甩包袱,也积极鼓励这种做法。
于是就出现这种普遍现象:一家资产只有几亿元的企业,业务却横跨地产、医药、家电、服装等十多个领域,背负着巨额贷款,学习韩国大宇公司打造“航空母舰”。
狂飙突进!
企业家们不再想着好好的做产品、做渠道、做市场,而是不停的贷款、贷款、再贷款,兼并、兼并、再兼并,一口吃成大胖子,摇身把自己变成庞然大物。
疯了,全都疯了,包括各级官员。
黄市长也被这股风潮所影响,竟在三月底找到杨信和宋其志,想把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市县级国企,打包卖给喜丰公司和仙酒集团。这完全相当于半卖半送,价钱低得吓人,而且政府还帮忙善后,甚至是帮忙联系贷款。
宋其志、杨信、郑学红、陈桃等人全都心动了,白捡啊!
郭晓兰强行压了下来,先去监狱里跟丈夫商量,又打电话跟儿子沟通。
宋维扬连忙在电话里告之杨信和宋其志,吃多了会撑死,别被糖衣炮弹诱惑了。于是,仙酒集团只答应收购啤酒厂,而喜丰公司则收购了市里的包装箱厂。
政府为啥迫切的想把国企卖掉?
因为实在撑不下去了,全国国企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超过80%,负债经营的同时,每天还在坚持生产。而这些国企产品又无法赢得市场,往往是从生产车间直接运往自家仓库。全国几百上万千的国企员工都要吃饭,政府无力喂饱,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兼并。
政府白送,企业白捡,双方皆大欢喜。
在这种集体疯狂当中,只有少数企业家看到了危险。经历了生死蜕变的王石头,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写道:“新兴企业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,现在对‘无产者’来说是个机会……他们干不好无非还是一个‘无产者’。但对那些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,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,要控制自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国家都管不了(国企),你怎么管?”
而像王石头这种清醒者,往往被人嘲笑:你看那个傻子,白捡的东西都不要。
等到明年亚洲金融风暴,这些“暴食者”大都要把白食吐出来,吐不出来的就等着被撑死,很难消化!
……
3月10日,周末。
阳光明媚,春风扶暖,还有两天就是植树节。
复旦大学的操场上,100多号志愿者整装待发,手里拎着水桶,以及从其他企业单位借来的铁锹。
宋维扬肩上也扛着一把铁锹,笑呵呵的举起来说:“出发!”
刘子染学姐站在旁边各种拍照,不出意外,她毕业后将进入报社当记者,或者是进入政府宣传部门。关于复旦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一系列文章,让刘子染在盛海传媒界小有名气,《文汇报》甚至提前向她发出了实习邀请。
不止是刘子染,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干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。
比如去年寒假组织支教活动,报名者有48人,实际支教者只有23人。这些人分为六组,由社团报销来回路费,自己解决生活费,前往四所不同的山区小学支教。
要事先做策划和预算,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,要跟村民和干部打交道,还要在山里吃得了苦。每一个环节,都能锻炼志愿者的能力和意志,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,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。
还有这次植树活动,100多号志愿者,分别前往公园、广场、林场、烈士陵园、铁路和河道沿线植树。社团只提供树苗,剩下的都需要各小组自己解决,不仅要联系植树地点所属单位,连铁锹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借。
社团的大小干部们乐此不疲,他们在服务社会同时,自身也受益无穷。
“叮铃铃!”
自行车铃声汇聚成清脆悦耳的曲调,宋维扬蹬着踏板在车流中前进,树苗绑在屁股后面,车大杠上侧坐着女朋友,大家一起唱着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高声欢笑。
一个小时过去,宋维扬来到火车站,招呼众人下车。
早就跟铁道部门联系好了,大家先提着桶去接水。把自行车交给车站工作人员看管,然后抬着水桶、提着树苗,步行40分钟来到铁路沿线的荒芜路段。
“就是这里了!”
铁道部门也有参与,他们组织了50多个职工,跟复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植树。这事儿可以拿来宣传嘛,拍照写文章发机关内刊,顺便再寄往报社露一露脸,政绩说不上,反正能涨面子。
“当当当!”
林卓韵手执铁锹弄了好几分钟,只挖了个浅浅的小坑,甩着膀子说:“这里的土好硬,地下全是石头。”
“我帮你刨。”宋维扬笑着蹲下。
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块,估计是当初修铁路时留下的。宋维扬徒手刨了一阵,便让林卓韵挥舞铁锹,两人合作很快挖出个植树坑。
“不要把土踩得太紧,都板结了。”
“水不能浇这么多,会把树苗涝死的!”
“坑挖深一点,太浅了。”
“……”
铁道职工里有懂行的,来来回回逡巡指导,而志愿者们也嘻嘻哈哈的互相嘲笑。
“哐哐哐哐哐!”
复旦大学志愿者协会的旗帜,就插在铁路边上,一辆火车驶来,旗帜迎着烈风飘扬。
火车靠窗的乘客们,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们。有看过志愿者新闻报道的,见了那面旗帜,顿时把手臂伸出车窗挥舞,大吼道:“同学们,辛苦了!”
“不辛苦!”
“朋友,一路顺风!”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铁路沿线一片笑声,临近中午的时候,个个都又累又饿。
大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布单,铺在地上当野餐布,又把吃的往上面乱扔。鸡蛋、水果、面包、馒头、饼干、罐头……五花八门,也不分是谁的,反正拿到就吃,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得热火朝天。
一个女生啃着果子站起来,笑着大喊:“同学们,我们分成两组,来一场赛歌会怎么样?”
“好!”众人轰然响应。
郊外的春天,歌声飞扬。
铁道职工的领队干部,看着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,不禁感叹:“年轻真好啊!”
整个1995年和1996年的上半年,中国企业的口号是“收复失地”。一些成功了,一些失败了,还有一些浑水摸鱼做大了。
三株口服液的吴老板,当初做出的未来五年计划是:“1995年销售额达到16亿—20亿,增长速度为1600%—2000%……1999年以50%的增长速度,争取达到900亿元的销售额。”
乍看是不是像做白日梦?
然而,第一年的计划已经达成,三株口服液去年的销售额确实突破20亿元。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,某名校毕业生非常纠结地考虑:“我现在有两个选择,是该去当副县长呢,还是该去三株公司做地区销售经理?”
不是笑话,是真事儿。
去年底,《财富》杂志首次将所有领域的公司纳入500强评选范围,张总立即非常高调地宣布:“海尔的目标是在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。”
此言一出,“收复失地”的口号再次得到升华——我们不光要赢得国内抗战,还要走出亚洲冲向世界,争当世界五百强!
于是,做家电的喊着要进500强,做地产的喊着要进500强,做餐饮的喊着要进五百强,做保健品的喊着要进五百强……进五百强,成了无数中国企业的远期目标。
中央政府和学术界也跟打了鸡血一样,制定出“抓大放小”的策略,全力扶持那些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企业,把它们尽快送进世界500强,这成了一项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。并且,国家还将挑选海尔、宝钢、长虹等多名种子选手,成为中国企业冲刺世界500强的先头部队。
1996年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激情四射的年份,国家经济腾飞,企业收复失地,然后朝着世界500强的目标迈进。
大宇老总的自传《旷世伟业》,正版盗版都卖脱销了,官员谈“大宇模式”,企业家谈“大宇模式”,媒体也在谈“大宇模式”。无数集团和公司,张开大嘴疯狂并购濒临倒闭的国企,而政府为了甩包袱,也积极鼓励这种做法。
于是就出现这种普遍现象:一家资产只有几亿元的企业,业务却横跨地产、医药、家电、服装等十多个领域,背负着巨额贷款,学习韩国大宇公司打造“航空母舰”。
狂飙突进!
企业家们不再想着好好的做产品、做渠道、做市场,而是不停的贷款、贷款、再贷款,兼并、兼并、再兼并,一口吃成大胖子,摇身把自己变成庞然大物。
疯了,全都疯了,包括各级官员。
黄市长也被这股风潮所影响,竟在三月底找到杨信和宋其志,想把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市县级国企,打包卖给喜丰公司和仙酒集团。这完全相当于半卖半送,价钱低得吓人,而且政府还帮忙善后,甚至是帮忙联系贷款。
宋其志、杨信、郑学红、陈桃等人全都心动了,白捡啊!
郭晓兰强行压了下来,先去监狱里跟丈夫商量,又打电话跟儿子沟通。
宋维扬连忙在电话里告之杨信和宋其志,吃多了会撑死,别被糖衣炮弹诱惑了。于是,仙酒集团只答应收购啤酒厂,而喜丰公司则收购了市里的包装箱厂。
政府为啥迫切的想把国企卖掉?
因为实在撑不下去了,全国国企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超过80%,负债经营的同时,每天还在坚持生产。而这些国企产品又无法赢得市场,往往是从生产车间直接运往自家仓库。全国几百上万千的国企员工都要吃饭,政府无力喂饱,只能寄希望于企业兼并。
政府白送,企业白捡,双方皆大欢喜。
在这种集体疯狂当中,只有少数企业家看到了危险。经历了生死蜕变的王石头,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写道:“新兴企业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,现在对‘无产者’来说是个机会……他们干不好无非还是一个‘无产者’。但对那些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,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,要控制自己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国家都管不了(国企),你怎么管?”
而像王石头这种清醒者,往往被人嘲笑:你看那个傻子,白捡的东西都不要。
等到明年亚洲金融风暴,这些“暴食者”大都要把白食吐出来,吐不出来的就等着被撑死,很难消化!
……
3月10日,周末。
阳光明媚,春风扶暖,还有两天就是植树节。
复旦大学的操场上,100多号志愿者整装待发,手里拎着水桶,以及从其他企业单位借来的铁锹。
宋维扬肩上也扛着一把铁锹,笑呵呵的举起来说:“出发!”
刘子染学姐站在旁边各种拍照,不出意外,她毕业后将进入报社当记者,或者是进入政府宣传部门。关于复旦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一系列文章,让刘子染在盛海传媒界小有名气,《文汇报》甚至提前向她发出了实习邀请。
不止是刘子染,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干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。
比如去年寒假组织支教活动,报名者有48人,实际支教者只有23人。这些人分为六组,由社团报销来回路费,自己解决生活费,前往四所不同的山区小学支教。
要事先做策划和预算,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,要跟村民和干部打交道,还要在山里吃得了苦。每一个环节,都能锻炼志愿者的能力和意志,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,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。
还有这次植树活动,100多号志愿者,分别前往公园、广场、林场、烈士陵园、铁路和河道沿线植树。社团只提供树苗,剩下的都需要各小组自己解决,不仅要联系植树地点所属单位,连铁锹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借。
社团的大小干部们乐此不疲,他们在服务社会同时,自身也受益无穷。
“叮铃铃!”
自行车铃声汇聚成清脆悦耳的曲调,宋维扬蹬着踏板在车流中前进,树苗绑在屁股后面,车大杠上侧坐着女朋友,大家一起唱着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高声欢笑。
一个小时过去,宋维扬来到火车站,招呼众人下车。
早就跟铁道部门联系好了,大家先提着桶去接水。把自行车交给车站工作人员看管,然后抬着水桶、提着树苗,步行40分钟来到铁路沿线的荒芜路段。
“就是这里了!”
铁道部门也有参与,他们组织了50多个职工,跟复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植树。这事儿可以拿来宣传嘛,拍照写文章发机关内刊,顺便再寄往报社露一露脸,政绩说不上,反正能涨面子。
“当当当!”
林卓韵手执铁锹弄了好几分钟,只挖了个浅浅的小坑,甩着膀子说:“这里的土好硬,地下全是石头。”
“我帮你刨。”宋维扬笑着蹲下。
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块,估计是当初修铁路时留下的。宋维扬徒手刨了一阵,便让林卓韵挥舞铁锹,两人合作很快挖出个植树坑。
“不要把土踩得太紧,都板结了。”
“水不能浇这么多,会把树苗涝死的!”
“坑挖深一点,太浅了。”
“……”
铁道职工里有懂行的,来来回回逡巡指导,而志愿者们也嘻嘻哈哈的互相嘲笑。
“哐哐哐哐哐!”
复旦大学志愿者协会的旗帜,就插在铁路边上,一辆火车驶来,旗帜迎着烈风飘扬。
火车靠窗的乘客们,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们。有看过志愿者新闻报道的,见了那面旗帜,顿时把手臂伸出车窗挥舞,大吼道:“同学们,辛苦了!”
“不辛苦!”
“朋友,一路顺风!”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铁路沿线一片笑声,临近中午的时候,个个都又累又饿。
大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布单,铺在地上当野餐布,又把吃的往上面乱扔。鸡蛋、水果、面包、馒头、饼干、罐头……五花八门,也不分是谁的,反正拿到就吃,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得热火朝天。
一个女生啃着果子站起来,笑着大喊:“同学们,我们分成两组,来一场赛歌会怎么样?”
“好!”众人轰然响应。
郊外的春天,歌声飞扬。
铁道职工的领队干部,看着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,不禁感叹:“年轻真好啊!”